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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灿和彭絮在论文中指出，高校异地办学的出现，是伴随着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大规模布局结构调整而产生的，是在国家准许前提下，由市场主导的高校自发行为。异地办学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举办高校发展受地域限制的困局，满足了地方城市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并赋予所在城市以特定的文化禀赋，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推动了高等教育区域协调发展。深圳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强强联合”，就是最典型的成功案例。时至今日，高校异地办学已蔚然成风，但此时的政策环境不同往日，教育主管部门的态度从“鼓励支持”“批准设立”到“一再收紧”。

2018年12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度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通知》再度明确，申请设置本科学校的，须不存在跨地市办学的问题。同年，教育部在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4101号提案的答复中，在肯定异地办学作用的同时，着重强调了部分高校对各校区统筹定位不够、异地校区办学成本较高、大多缺乏高水平稳定师资队伍等问题。

2021年7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要求“从严控制高校异地办学。不鼓励、不支持高校跨省开展异地办学，特别是严控部委所属高校、中西部高校在东部地区跨省开展异地办学，原则上不审批设立跨省异地校区。对于现存的高校异地校区，本着平稳有序的原则逐步清理规范。新申报设置的学校，须不存在跨省异地校区”。

另外，研究院这类形式在设立流程、设置周期、建设成本、管理与考核方式等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于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一哄而上，纷纷新建研究院。而以科研建设为主业的研究院，本是对主校区已有科研基础的延伸发展与补充、获得更多的研究对象与素材，应致力于形成合力，冲刺学术前沿与高峰，却大多沦为获取经费支持的渠道，使得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庸俗化，甚至存在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等风险。“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术地位与品牌优势，使之成为地方政府、企业追捧的对象，而高校内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领导干部，或易沦为“围猎对象”。

为此，唐灿和彭絮建议，对已设立异地办学机构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开展定期监测、评估甚至是综合使用巡视巡查、专项审计、各类评估等手段，对不符合办学标准、办学质量严重下滑的机构，要责成举办校进行整顿甚至关停。对非教育部直属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强部际协调。越是规模较大的综合类、理工类大学，教育主管部门越是要审慎评估，加强宏观监管，避免形成强校愈强的“马太效应”，打破原有的高等教育体系及其背后的利益格局，突破学术垄断与学术壁垒。

上述研究者认为，地方政府应严把“引进关”，对高等教育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对异地办学机构与行业、产业适配程度要进行研判，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要有清楚明晰的认知。地方政府不能把举办高等教育看作消化地方财政支出压力的出路，不能把引进多少所“双一流”建设高校、设置多少异地办学机构当作为官政绩，避免片面追求大而全、高精尖。应重点考察异地办学机构的绩效管理与服务保障水平，以及聘请第三方组织对异地办学机构开展定期评估，特别是评估其对地方经济社会的贡献度、对地方高等教育的支撑度、对地方政府决策的服务度。对于贡献不高、支撑不够、服务不足的异地办学机构，经地方政府与举办校协商，应适时整改乃至关停。

对于流入地而言，当地政府要根据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产业特点及转型、资源禀赋及总量，科学测算对高科技和高端人才的需求，着眼全国高等教育大局，兼顾国家整体利益和地区局部利益，本着“不求所有，但为所用”的原则，向“双一流”建设高校购买决策服务与智力成果，合办精准培养地方急需人才的培训班(课)，这样既可以把地方拟投入建设校区的资金投入到科研上，也可以弥补高校经费不足的问题。如同产业链的地区分工，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也可以尝试构建高等教育的层级分工，各有侧重，改善地方院校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