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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灿和彭絮在论文中指出，高校异地办学的出现，是伴随着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大规模布局结构调整而产生的，是在国家准许前提下，由市场主导的高校自发行为。异地办学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举办高校发展受地域限制的困局，满足了地方城市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并赋予所在城市以特定的文化禀赋，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推动了高等教育区域协调发展。深圳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强强联合”，就是最典型的成功案例。时至今日，高校异地办学已蔚然成风，但此时的政策环境不同往日，教育主管部门的态度从“鼓励支持”“批准设立”到“一再收紧”。

2018年12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度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通知》再度明确，申请设置本科学校的，须不存在跨地市办学的问题。同年，教育部在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4101号提案的答复中，在肯定异地办学作用的同时，着重强调了部分高校对各校区统筹定位不够、异地校区办学成本较高、大多缺乏高水平稳定师资队伍等问题。

2021年7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要求“从严控制高校异地办学。不鼓励、不支持高校跨省开展异地办学，特别是严控部委所属高校、中西部高校在东部地区跨省开展异地办学，原则上不审批设立跨省异地校区。对于现存的高校异地校区，本着平稳有序的原则逐步清理规范。新申报设置的学校，须不存在跨省异地校区”。

另外，研究院这类形式在设立流程、设置周期、建设成本、管理与考核方式等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于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一哄而上，纷纷新建研究院。而以科研建设为主业的研究院，本是对主校区已有科研基础的延伸发展与补充、获得更多的研究对象与素材，应致力于形成合力，冲刺学术前沿与高峰，却大多沦为获取经费支持的渠道，使得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庸俗化，甚至存在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等风险。“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术地位与品牌优势，使之成为地方政府、企业追捧的对象，而高校内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领导干部，或易沦为“围猎对象”。

为此，唐灿和彭絮建议，对已设立异地办学机构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开展定期监测、评估甚至是综合使用巡视巡查、专项审计、各类评估等手段，对不符合办学标准、办学质量严重下滑的机构，要责成举办校进行整顿甚至关停。对非教育部直属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强部际协调。越是规模较大的综合类、理工类大学，教育主管部门越是要审慎评估，加强宏观监管，避免形成强校愈强的“马太效应”，打破原有的高等教育体系及其背后的利益格局，突破学术垄断与学术壁垒。

上述研究者认为，地方政府应严把“引进关”，对高等教育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对异地办学机构与行业、产业适配程度要进行研判，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要有清楚明晰的认知。地方政府不能把举办高等教育看作消化地方财政支出压力的出路，不能把引进多少所“双一流”建设高校、设置多少异地办学机构当作为官政绩，避免片面追求大而全、高精尖。应重点考察异地办学机构的绩效管理与服务保障水平，以及聘请第三方组织对异地办学机构开展定期评估，特别是评估其对地方经济社会的贡献度、对地方高等教育的支撑度、对地方政府决策的服务度。对于贡献不高、支撑不够、服务不足的异地办学机构，经地方政府与举办校协商，应适时整改乃至关停。

对于流入地而言，当地政府要根据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产业特点及转型、资源禀赋及总量，科学测算对高科技和高端人才的需求，着眼全国高等教育大局，兼顾国家整体利益和地区局部利益，本着“不求所有，但为所用”的原则，向“双一流”建设高校购买决策服务与智力成果，合办精准培养地方急需人才的培训班(课)，这样既可以把地方拟投入建设校区的资金投入到科研上手机彩票赚钱软件导师欧洲杯开户，也可以弥补高校经费不足的问题。如同产业链的地区分工，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也可以尝试构建高等教育的层级分工，各有侧重，改善地方院校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