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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些“失意者”集中的地区，右翼政党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崛起。究其原因，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推动的经济增长集中体现在部分欧洲发达国家，但这样的经济红利却未能以类似“转移支付”的形式反哺至人口流出、产业外移的地区。因此，过去几年，包括欧洲议会选举在内的欧洲范围内的各种选举，普遍体现出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欧盟建制派精英的态势。

此外，大量移民的涌入也在改变欧盟选民的态度。自2011年叙利亚战争以来，大量中东难民乘小船抵达欧盟成员国的边陲，利用申根区去边界政策，大量涌入欧盟发达国家。在法国地中海沿岸的马赛，很多当地人认为这座海滨城市因为外来移民的涌入而改变了很多。不仅如此，欧盟已经成为非法移民过境到达英国的过境地区。据《金融时报》报道，法国的卡莱斯已经成为非法移民乘小船横渡英吉利海峡到达英国的重要出发地。为了应对欧盟外溢的非法移民，在苏纳克担任首相时期，英国政府不得不与卢旺达政府达成协议，将这些非法难民转送至第三国，尽管英国最高法院裁定这一做法违宪。

从国别的视角来看，这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与法国国民联盟均战绩颇佳，尤其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欧洲议会选举后宣布解散议会、重新选举。马克龙回应称，无论国民议会选举结果如何，他都将继续执政至2027年。不过，国民联盟在7月上旬的法国国民议会第二轮选举中未能成为最大党，反而是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获得最多票数。对于法国右翼来说，这是一次“胜利被推迟”的结果。

就德国而言，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对朔尔茨政府不啻为一次痛击，取基民盟而代之的“交通灯执政联盟”如今也受到了右翼政党崛起的冲击。虽然默克尔执政时期的执政党基民盟也具有一定的保守党色彩，其前身天主教中央党也主要代表保守主义的观点，但基民盟主要代表德国建制派精英的声音，最终未能在上一轮德国大选中被选民认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此前基民盟的下台还是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崛起，移民涌入都是重要的时代背景。

这也是英国正式脱欧后第一次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对裂变中的欧洲而言，伦敦的退出同样也是右翼声音的一次强势表达。但恰恰就是在2024年7月，中左翼的工党终结了长达14年的保守党执政周期。可以说，英吉利海峡两岸呈现出并不一致的选民偏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英国右翼政党推动的脱欧使得英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发生变化的结果。研究表明，英国选民在脱欧以前并未对进入欧洲统一市场带来的政策红利有所感知。但是在脱欧以后，恰恰是投了“脱欧”票的选民所在的城市，遭到了最大程度的冲击。

如果说欧洲议会选举更像是依据人口比例来实行代表制的美国众议院，那么各成员国权力与欧盟机构的关系更像是美国州权与美国参议院之间的关系，两者均保障州权或者说国家权力对于代议机构的决定作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部副教授詹姆斯·莫里森曾在课堂上表示，欧盟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使其更像是一个邦联制国家，与美国有相似之处。

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观危机下，马克龙等建制派、中间派精英试图扛起欧盟大旗，继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一体化与欧盟战略自主。但是，右翼阵营在意大利、匈牙利等国成为执政力量表明，欧洲右翼势力与民粹主义的抬头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程度。如果无法得到主要成员国的支持，欧盟难以真正形成统一的对外观点。欧洲一体化亟须重新唤起选民的支持，但问题是，过去的欧洲一体化以问题为导向，以政治精英为推动主体，以美苏战略竞争为外部推力，如今的欧洲，还能够复制同样的奇迹吗？

在本次选举中大放异彩的德国选择党的纲领性主张主要包括：一是反对移民和伊斯兰化，认为伊斯兰教与德国的基督教文化不兼容；二是反对欧盟一体化，批评欧盟的权力过大，主张德国应该退出欧元区，反对向欠债国提供财政援助；三是强调保守的家庭价值观，反对同性婚姻和同性收养孩子，主张提高生育率；四是气候变化怀疑论，质疑人为因素导致气候变化的观点，特别是他们还反对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措施，认为这些措施损害了德国经济，这就与交通灯执政联盟中的德国绿党产生分歧；五是主张加强国家安全，认为应当增加警力和国防开支，对犯罪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所在的意大利兄弟党和法国国民联盟的政策纲领，同德国选择党的主张有较多重合之处，但是均未触及福利政策。从传统右翼政党的视角来看，右派一般主张缩减福利。不过，在欧洲的选举政治中，福利政策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哪怕右翼政党也很难提出不受选民欢迎的福利限缩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右翼政党已经在某些维度上不同于传统政党政治中所定义的右派，具有欧盟的本地特色。

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折射出当下欧洲复杂的政治生态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新冠疫情、俄乌冲突、通货膨胀、能源危机、移民问题等一系列内忧外患，不仅重创了欧洲经济，也动摇了主流价值观。面对新的变局，传统政党乏善可陈，民粹主义乘虚而入，恐惧和不安在欧洲社会蔓延，人们对政治精英失去信心，转而将希望寄托在“强人政治”和民族主义上。这种思潮的兴起，给欧盟的团结与凝聚力带来严峻考验。

欧洲正处在十字路口，面临诸多抉择。如何修复社会撕裂、化解民粹主义、重建公众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如何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深化欧洲一体化？如何在地缘博弈中捍卫战略自主？这都是摆在欧盟面前的课题。从更宏观和更长远的视角看，欧洲要走出当前困境，必须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本土意识和全球主义、民族国家和超国家治理之间寻求微妙平衡。这就对政策制定决策者与参与者的智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在这种背景下，米尔斯海默提出，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bg真人娱乐大厅在哪，而其中两点与欧盟息息相关：一是不断扩大的自由主义秩序推动民众跨境自由流动以及向国际机构让渡实质性决策权bg真人娱乐大厅在哪，在自由主义国家内部造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可以说，现代民族主权国家与全球化、超国家一体化之间的冲突正是自由主义秩序扩大的结果。这就体现在英国脱欧公投的口号中，即“夺回控制权”(take back control)。二是高度全球化带来了受益不均，最终在自由民主国家内部引发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欧洲一体化使得欧盟内部的要素流动更加自由，为欧盟发达地区带来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但东欧地区以及发达国家的相对落后地区并未得到相应的补偿，滋生了一批有“相对剥夺感”的失意选民。

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论》一书中提出的理解全球化的框架也有助于理解欧洲的反思。罗德里克指出，国家只能在超级全球化、国家主权和民主政治这三大选项中择其二而行之。从这个视角去看，拥抱了超级全球化和民主政治的欧盟可能会面临国家主权不足或流失的问题，这也解释了英国为何最终做出脱欧选择以及欧盟内部为何存在广泛的疑欧主义情绪。

上述种种反思，代表着欧洲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以来的一体化上层建筑、竞争性民主政体与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基础已经不相适应。因此，欧盟只能调整上层建筑，抑或是通过近似于“转移支付”的方式改变欧盟内部经济失衡的现状。从默克尔执政时期喊出“多速欧洲”起，欧盟就已经面临一体化进度达不到预期所导致的种种问题。不过，如今欧盟需要解决的是硬币另一面的问题：如何解决一体化速度过快而导致的经济失衡问题及其伴生的政治问题？或许，欧盟机构及其主导国需要“慢下来”，探讨一种系统性改革的政治经济思路与模式。但从现实操作层面来看，在民粹主义抬头、政治碎片化的背景下，出台这样的系统性改革方案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