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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针对跨境电诈等犯罪组织集团化、垄断化，在境外地区打着“工业园”“开发区”等幌子，实则诈骗敛财等问题，《意见》明确规定，通过提供犯罪场所、后勤保障、武装庇护、人员管理等方式，管理控制犯罪团伙实施跨境电诈、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抽成分红或收取相关费用，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固定或基本固定，符合刑法第26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依法予以严惩。组织者、领导者未到案或者因死亡等法定情形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影响犯罪集团的认定。

针对跨境电诈案件犯罪数额认定难的问题，《意见》规定，无法查明被害人及其具体被骗或者被敲诈勒索的数额时，可以根据账户交易记录、通讯群组聊天记录等证据，结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综合认定犯罪数额；跨境电诈集团的犯罪数额，可以根据该犯罪集团从其管理控制的犯罪团伙抽成分红或者收取费用的数额和方式折算。

针对跨境犯罪集团难以查证每名成员具体对应犯罪数额的难题，《意见》规定，查明犯罪集团犯罪数额后，即使未查清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体参与的犯罪数额，也可综合考虑其在犯罪集团、犯罪团伙中的地位作用、参与时长、与犯罪事实的关联程度，以及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确定其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年内出境赴境外犯罪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或者多次出境赴境外犯罪窝点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证据证实其出境从事正当活动的除外。